刘伶竟能与潘安、王羲之等绝世美男同列?

刘伶竟能与何晏、嵇康、潘岳(俗称潘安)、卫玠、王羲之、王濛等绝世美男同列。这样铁一般的事实,不容置疑地证明了刘伶的确有他的优点,并在两晋拥有一大批忠实的仰慕者,连《容止》篇这样专门记载男子“好风度,美姿仪”的地方,都破例有他的一席之地。

刘伶病酒,渴甚,从妇求酒。妇捐酒毁器,涕泣谏曰:“君饮太过,非摄生之道,必宜断之!”伶曰:“甚善。我不能自禁,唯当祝鬼神,自誓断之耳!便可具酒肉。”妇曰:“敬闻命。”供酒肉于神前,请伶祝誓。伶跪而祝曰:“天生刘伶,以酒为名。一饮一斛,五斗解酲。妇人之言,慎不可听。”便引酒进肉,隗然已醉矣。——《世说新语?任诞》

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曾在他的著作《资治通鉴?卷七十八》中写道:“刘伶嗜酒,常乘鹿车,携一壶酒,使人荷锸随之,曰:‘死便埋我。’当时士大夫皆以为贤,争慕效之,谓之放达。”可以说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竹林七贤之一刘伶的反讽,认为只知道喝酒的刘伶根本不配谈贤。记得我初读到此处时,不禁大笑,然后在书中批注道:“涑水先生以刘伶百无一用,唯知嗜酒,而指其非贤,孰不知更成伯伦美名哉!”

应该说,站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立场上来说,司马光认为一天到晚的醉酒,无所事事,且在学术上也乏善可陈的刘伶称不上是贤者是有理有据的。但是,如果反过来理解,终日酣醉,且在艺术上也没有一技之长的刘伶,非但在他所处的时代被认为是最著名的贤士之一,在身后也受到许多墨客的广泛崇拜,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酒鬼之一,那就不得不佩服刘伶了,好歹李白、张旭之流也都还有其他的看家本领,方能在中国酒鬼榜上与他同列。

当然,刘伶病酒而成天下名士,是有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。其实,早在东汉末年,宦官擅权,混战的时候,部分文士就因朝不保夕的处境,产生了及时行乐的想法,正如著于汉末的《古诗十九首》之《驱车上东门》中写道:

浩浩阴阳移,年命如朝露。人生忽如寄,寿无金石固。万岁更相送,贤圣莫能度。服食求神仙,多为药所误。不如饮美酒,被服纨与素。

在慷慨悲凉,英雄辈出的东汉末年尚有人浅斟低唱“人生忽如寄,寿无金石固……不如饮美酒,被服纨与素”的无可奈何;在“世无英雄,使竖子成名”又“天下多故,名士少有全者”的魏晋之交就更难以避免人们在“唯酒是务,焉知其余”(刘伶《酒德颂》)的幻觉里自我放逐了。

可是,同为竹林七贤,同样在黑暗、丑陋、伪善的社会里依靠烈酒来抚慰心灵,逃避现实,但阮籍仍然时不时地流露出“军旅令人悲,烈烈有哀情。念我平常时,悔恨从此生”(阮籍《咏怀?六十一》)这类壮志难酬的悔恨,嵇康更是“刚肠疾恶,轻肆直言,遇事便发”(嵇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),只有刘伶可以“无思无虑,其乐陶陶。兀然而醉,豁尔而醒”(刘伶《酒德颂》),除了喝酒,还是喝酒,在不断变化的时局中,身心俱醉,坦然应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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